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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克段于鄢”地理考
《春秋》所载“郑伯克段于鄢”，与卫州吁之乱、晋曲沃三世夺嫡，同启二百余年“篡弑相寻”之乱局。《左传》关于此事的记载更是千古流传的名篇。然而，包括《左传》在内的《春秋》三传及后世诸儒，每以儒家大义指责郑庄不孝、不友，手段阴险，偶有为之叫屈者，如清儒顾栋高，亦难摆脱由道德观念立论的尴尬。[1]（P2615－2617）单靠经传文献加以解说，徒增纷扰，求之于地理解释，或可为认识此段历史之真相，另辟新途。本文拟就《左传》涉及此事的重要地名加以疏通，考察当时的政治形势。识见浅陋之处，尚望博雅君子有以教正。
一、郑庄公封京不封制
《左传》隐公元年：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2]（P50－51）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郑武公娶于申在其十年，生庄公在十四年，生共叔段在十七年，在位二十七年。庄公即位在鲁惠公二十六年，距鲁隐公元年，尚在二十二年之前。[3]（P536－550）共叔段被封于京，至此也已二十二年，文献中只略见大臣们的忧虑，但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共叔段势力的不断扩大以及庄公预为之谋的种种情形，可以想见。
何以郑庄公不封其弟于制，而封于京呢？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反方向提出，武姜为什么首先就想到要为爱子求封于制呢？表面上看，庄公的理由是虢叔倚恃制地的险要而国亡身死，不祥，害怕段重蹈虢叔的覆辙。实则与制、京两地的地理形势相关。
制地，《左传》共三见。另外两次分别为，隐公五年“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杜注：“北制，郑邑，今河南城皋县也，一名虎牢”；襄公十年，“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杜注：“梧、制，皆郑旧地。”另有制田，成公十六年：“诸侯迁于制田。”杜注：“熒阳宛陵县东有制泽”。隐公元年，杜氏于制未注，仅云：“虢国，今熒阳县。”关于制田，自来无争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制与北制是否一地？二、制与虎牢是否一地？三、虢之都城与制是否一地？
制与北制是否一地，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括地志》云：“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周时名北制，在敖山之阳。”又云：“郑州氾水县，古东虢国，亦郑之制邑，汉之成皋，即周穆王虎牢城。[4]（P177，179）宋代程公说与之相反，认为二者不同，制属荥阳县，北制乃氾水县，制田乃尉氏县制泽陂。[5]（卷二十九，疆理书第五） 但二者认为有两制则是一致的。清儒梁履绳同意程说。[6]（卷一）程氏此说显然有问题，荥阳一带均为平原，只有敖山，也是孤山，无险可守，与《左传》文义不符。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则云：“郑之制，地最广。在氾水县西者为制，即虎牢；在郑州北者，为北制；制田者，《水经•渠水注》云：宛陵县有二城，二城以东，悉多陂泽，即古制泽也，盖引水开田，因得斯称耳。”[7]（第十三卷，成公十六年）竹添光鸿此处全抄梁履绳，[6]（卷十四，成公十六年）梁氏在此所论制地位置与隐公元年引《春秋分记》前后不一，且正好相反。其他学者如班固、杜预、顾栋高、刘文淇、谭其骧、杨伯峻等均认为只有一制，即今之氾水。 《左传》关于北制的说法仅一次，因此在传抄过程中有可能发生讹误。阮元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云：“毛本‘北’误‘此’，《考文》云‘此作北’，足利本同。案：‘北’字亦误。”[13]（P1731）认为“此”字固然错，“北”字也不对，且“此”字因“北”字而误。阮元的版本依据是什么，《校勘记》没有明言。清代从《永乐大典》所辑佚杜预《春秋释例》则云：“制北，虎牢。（亦可断为“制，北虎牢”，但两地位置互换，存疑。）”[9]（卷五）虽然汉唐人所见《左传》即多为“北制”，程公说亦见《释例》，所见《左传》自有“北制”之文，但另有传本为“制北”，江永所见隐公元年杜注亦无“北”字。 加之《左传》称北制之人为制人，亦能证明杜说、阮说。以版本、上下文及汉以后学者的说法来看，制只有一地应该是比较有依据的。《括地志》及程、梁二氏之说根据不足，且后世荥阳、氾水行政区域归属变化很大，又壤地相接，难以说明问题。
视制与虎牢为一地，始自班固：“成皋，故虎牢，或曰制。”[8]（P1556）《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虎牢杜注云：“河南成皋县”，《释例》则曰：“制北，虎牢（或：制，北虎牢）”，无疑承班固之说。班氏认为成皋故城即故虎牢城或郑之制邑，杜氏则略不同，似虎牢在制之北，或制即北虎牢。庄公二十一年虎牢杜注，并未提及制地。王先谦云，班固之前对此并无明文。[15]（P673）后来学者大多认为二者为一地，如《括地志》云：“氾水县，古东虢国，亦郑之制邑，汉之成皋，即周穆王虎牢城。”[4]（P179）杜佑《通典》[16]（P2436）、刘文淇、谭其骧、杨伯峻等均如此看。然而，一个很难解释的事实是：《左传》制地三见，虎牢十见，襄公十年上言诸侯戍虎牢，下文即为晋师城制和梧。如果本为一地，《左传》断不会如此行文。班固的认识与《左传》的记载无疑是矛盾的。王先谦所云班固视两地为一地的证据即为襄公十年之文，应当说是相当牵强的，这也是杜预与之略有不同的原因。能够明确提出二者非一地的，是明末清初严启隆所著的《春秋传注》：“梧与制皆虎牢之旁邑，城之所以翼虎牢。”顾栋高引用其文，却不同意其看法。[1]（P756）《水经注》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虎牢）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观，临河，苕苕孤上。”[17]（P3398）这座小城是哪一座古城，现在很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氾水一带绝不是仅仅只有一座城池， 而是由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城邑共同构成了这一交通枢纽的防御体系。既然在现有条件下无法确认，对于春秋时期此地城邑的名称及位置关系，大致推断如下：制和虎牢这两座城邑早期自然各有起源，但城邑有兴衰，特别是两座黄河边上的城邑，容易受黄河的影响是无疑的。春秋初年，制邑崛起，重要性超过了虎牢城，整个地区都泛称为制；后来，虎牢代兴，则整个地区都泛称为虎牢。襄公十年时，因为具体到单个相关城邑，则分别言之。因此，汉之成皋，当为虎牢旧地，按杜注，则制当在其南或北，梧邑则当在两地之东， 彼此相距不远。当然，也有另外的可能性，即《水经注》提到的小城可能是虎牢故城，汉之成皋则为制邑。推测自然不甚可靠，还有待于考古和文献更充分的证据，可制邑与虎牢各为一城，共同构筑要塞，则为事实无疑。
一个附带的问题是，制邑是否为东虢故都？此亦自古论说纷纭之问题。古人以制为虢者，有贾逵、刘昭、徐广等，证据是虢叔恃险死于制，今人有陈槃[19]（P536）；古人以荥阳为虢都者，有班固、应劭、杜预、郦道元等，证据为荥阳附近有虢亭，[20]今人则有谭其骧、杨伯峻等。个人认为，虢叔恃险据制，并不能肯定制即其都城。考古学者在荥阳广武一带发现了春秋时期一座比较大的城址，与传统所言虢都，颇有距离，是否是东虢故都，尚待考证。[20]
虎牢和制所在区域的地理形势据《水经注》云：“成皋县之故城在伾上，萦带伾阜，绝岸峻周，高四十许丈，城张翕崄，崎而不平。”[17]（P396－397）整个城邑建筑在嵩山余脉大伾山上，北依黄河，岸如绝壁，其他三面也都非常陡峭，地势高出四周四十余丈，雄伟险峻，地势崎岖不平。顾栋高描述虎牢形势则云：“今自荥阳而东皆坦夷，西入县境地渐高。城中突起一山，如万斛囷；出西郭则乱岭纠纷，一道纡曲其间，断而复续，使一夫荷戈而立，百人自废。”[1]（P972）应当说虎牢或制是非常险要的，而且易守难攻。《水经注》所记述北魏攻打宋虎牢城，经过二百天苦战犹无可奈何，最后通过挖掘地道取得城内唯一一口水井的控制权，才攻陷此城，就是明证。应当指出的是它在春秋初期地理上的重要性，往东是开阔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西南则是绵延的嵩山山脉，北临大河天险，乃东部诸侯通往东周洛阳的唯一便捷的通道。另外，东西又分别临近洛水和氾水，更添形胜。故从春秋时代开始，虎牢就成为各国争夺的战略要地。晋国后来夺取了虎牢，与楚国争夺郑国，郑只好晋来服晋，楚来服楚，反复无常。《左传》襄公二年，孟献子“请城虎牢以逼郑”，襄公十年，诸侯戍虎牢而郑终服晋，楚则不竞。至战国秦汉时期，虎牢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战国策》云：“三晋已破智氏，将分其地。段规谓韩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韩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无所用之。’段规曰：‘不然，臣闻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万人之众而破三军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则韩必取郑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韩之取郑也，果从成皋始。”[21]（P963）所谓石溜之地，自非膏壤沃土，然其所以争胜者不在此。楚汉之争时，又成为刘邦、项羽争雄拉锯的战场。[22]（P715－717）因此，顾栋高曾作诗咏之：“虎牢天下据中枢，南北东西孰敢逾。服郑制荆成晋悼，韩侯从此启雄图。[1]（P1011）揆诸先秦两汉史迹，洵为的论。
周平王东迁，依赖的虽然是晋、郑、秦三国，但郑武公、庄公父子数十年都是周王室的卿士，在政治上也同样依赖尚未完全衰落的周王室。经济上，由于郑国处于当时天下之中，历来商业发达，与洛阳地区以至秦、晋的经济往来尤为频密。[23]（P76）制邑作为交通枢纽上险峻的要塞，据此足以制郑，对于立国未久的郑国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郑庄公又怎能把如此重要的城邑轻易分封给有母亲支持，而且野心勃勃的弟弟共叔段呢？
虎牢贫瘠而险要，京则不同。杜注：“京，郑邑，今熒阳京县。”其地在今荥阳县东南二十余里处，自古无异说。 京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城邑，这也是武姜为爱子选择此处的理由。《史记•郑世家》甚至说：“京大于国，非所以封庶也。”与《左传》记载不符，京自然是大都，但不应当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随着共叔段的经营，无疑是超过了一般的限制，但似乎不应该超过郑国都。同时，京还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许慎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尔雅•释丘》则云：“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25]（P229）由甲骨文来看，京字本义指高丘上的建筑物，多作地名。[26]（P125）共叔段所居之京，地名自然也由此而来。其地介于嵩山与东部平原之间，是丘陵、低山地带。段分封于此，自然又增加了京的重要性，《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汉代贾逵的说法：“京，郑都邑。” 许慎《五经异义》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公子为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庙。时叔段封京，得立宗庙，故曰都也。”[27]（卷一）总之，京当为郑最为重要的、富庶的大都邑之一。但是，与制相比，其地理形势的重要性就大大不如。其西部、南部背靠巨大的嵩山山脉，往此方向难以通行，东、北两面则是大平原，但非交通咽喉要地，又不够险峻。同时，其距西北的制邑、东北的祭邑——郑庄公最信赖的大夫祭仲的封邑、东南国都新郑均不足百里，很容易受到这三处的控制。这也就是郑庄公之所以分封段于京而非制的原因。
二、共叔段势力之扩张
共叔段获封京城之后，由于武姜的支持，郑庄公也不敢轻易对亲兄弟下手而背恶名，或者本无手足相残的念头，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共叔段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除了京城以外，还攫取了许多城邑的控制权。据《左传》记载：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这些城邑各自的地理位置和形势是怎样的？合而观之，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又会有怎样的发现？
西鄙、北鄙。杜预云：“鄙，郑边邑。贰，两属。”杨伯峻则云：“郑国西部与北部一带地。”到底是城邑呢，还是一个较大的区域？都比较模糊。《说文解字》云：“鄙，五酂为鄙。”“酂，百家为酂，酂，聚也。”段玉裁引《周礼》云，都鄙是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并引郑注“邦之所居曰国，都之所居曰鄙”，《春秋》经传鄙字多训为边者。[25]（P284）陈梦家先生认为鄙有三种含义：县鄙之鄙，即五酂之鄙，乃县所属，五鄙一县，见《周礼•遂人》；都鄙之鄙，即《周礼•太宰》注之公卿大夫采邑；边邑之鄙，即边境上的城邑。并云：“可知鄙当为都城之外居住的地区，聚若干小邑而成。”[28]（P323）赵诚云：“商代的鄙自成体系，有邑，有仓廪，有土田，近似于后代的一个行政区域。”[26]（P217）从卜辞来看，鄙的本义当为边境上的行政区域，《左传》使用鄙字，也多从本义。边鄙所属之邑虽小，但包括多个小邑，且其中多有仓廪，对于不断扩充军事实力的共叔段来说，无疑是重要的。
共叔段控制边鄙有个过程，封于京后，很快就使之“贰于己”，后又“收为己邑”，杜预注云：“前两属者，今皆取为己邑。”洪亮吉据韦昭《国语•周语》“百姓携贰”注“贰，二心也”驳斥杜预望文生义。[29]（P185）孔颖达进一步具体解释两属的涵义：“两属，则赋役倍；赋役倍，则国人不堪。” 杨伯峻则认为“杜注盖从其实言之；洪氏盖就训诂言之。”则两者解释均合理。梁履绳的解释比较奇怪，认为不是共叔段自己擅自使边邑贰于己，而是请示郑庄公后才得以使之“贰于己”，并进而专属于己。[6]（卷一）梁说无据，孔说不合情理，共叔段立脚未稳，给边邑之民好处以换取支持尚且不及，岂敢再额外征收一倍的赋役？这样怎么可能收买人心？刘文淇云：“谓使西鄙、北鄙之人以己谓副贰之君，故子封云，国不堪贰，谓不堪更有副贰之君，是段之自贰于君。又收贰以为己邑者，前此但令尊之为君，邑犹不属，至是乃以为己之属邑也。”刘氏的依据是《说文•贝部》：“贰，副益也。”《尔雅•释诂》：“贰，疑也。”[10]（P9）所谓副贰之君，于《左传》中未见记载，刘氏此处，属增字解经。根据《尔雅》和当时情形，此边鄙之民看到强大的段分封于京，有夺庄公君位之势，故心中疑虑，进而怀有二心，至段的势力进一步扩展时，则强迫边鄙属己，这其中当然包括原先交给国君的赋役。
段的势力到达廪延，应该经过了更长的时间。杜注：“廪延，郑邑，陈留酸枣县北有延津。”顾栋高云：“旧城在今河南开封府延津县北十五里。黄河故道自新乡东流径卫辉府汲县南七里，谓之棘津。又东二十里为延津。石勒破刘曜途出于此，以河冰泮为神灵之助，号灵昌津。唐安禄山渡此破洛阳。”[1]（P972－974）与杜注一致。刘文淇则据《水经注》云：“廪延即今滑县，唐之滑州，汉、晋为白马县。杜预谓酸枣县之延津，远矣。”并引《元和郡县志》谓滑州西南至郑州三百里，可见共叔段侵界之远。[10]（P9）然而《水经注》原文与刘氏所引有异，刘氏未通观上下文：“河水（自武德——敖仓黄河对岸偏东不远）又东北，通谓之延津。……河水又东，右迳滑台城北。……城即故郑廪延邑也。”杨守敬因此认为，古来谈地理者，对此异说纷纭，但“可合以证郦说，即今延津县西，东北至滑县之地也。又其间有灵昌津及棘津、石济津、南津之称者，盖延津总其名，余乃随时随地变名耳。”并直云郦道元廪延在滑县之误：“《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直云郑廪延邑，亦曰酸枣，则是郑地，在今延津县。若滑台近卫之漕邑。《通典》滑州，春秋时属卫，《元和志》、《（太平）寰宇记》春秋为卫国，则是卫地。且《注》下文明言卫之平阳亭在廪延南，安得郑之廪延邑在平阳北乎？”[17]（P408，412）其说至为坚确。以此观之，延津范围几达200华里，谭其骧先生在其《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只标出春秋时期黄河两个渡口，一为盟津，一为廪延附近的棘津，虽不完全，但足以见其在当时黄河南北交通上的重要性。[11]（P24－25）
值得注意的是，京邑到廪延仅地图上直线距离即已200华里，中途又多大泽，如荥泽等，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已不算近。不能想像，共叔段仅仅控制了廪延这一战略要地，沿途的一些城邑无疑也被他掌握了。
共叔段向东北方向扩张势力的情况已如上述。下面看看东南方向的扩张。按《左传》记载，共叔段准备袭郑，郑庄公伐京，京人叛段，“段入于鄢”，杜注：“鄢，今颖川鄢陵县。”唐代赵匡不同意杜说，云：“鄢当作邬，郑地也，在缑氏县西南，至十一年乃属周。左氏曰：王取邬、刘、蒍、邘之田于郑是也。传写误为鄢字。杜注云：今颖川鄢陵，误甚矣。按从京至邬非远，又是郑地，段所以有兵众，故曰克。若远走至鄢陵，已出境，即无复兵众，何得云克？又传曰：自鄢出奔共，即自邬过河向共城为便路，若已南行至鄢陵，不当奔共也。”[31]（卷一）洪亮吉对此两说均不同意，云：“《汉书•地理志》陈留郡傿，应劭曰：郑伯克段于傿，是也。……今考杜注颖川鄢陵县既非，赵匡以为当作邬，一无确据，又系改字，亦非也。惟应劭之说最足依据。傿县，前汉属陈留，后汉属梁国，作傿。陈留郡在春秋时大部属郑。……廪延至傿既属顺道，又渡河至共亦便，明克段之地为陈留傿县无疑。”[29]（P2）《汉书•地理志》则谓傿在陈留郡，王莽时期曰顺通，应劭注“郑伯克段于鄢是也”。[15]（P678）上述三说，赵匡之说最不足据，支持者也最少。所提理由均甚牵强，邬地与京距离虽然不算远，但中间横隔着整个高峻绵远的嵩山，交通不便，通过北边要塞虎牢尤为困难，从隐公十一年王夺邬邑，可见其与郑联系不够密切。鄢陵非郑之地，明显有误，其南之城颖，其东之牛首（桓公十四年传），均属郑，且无其不属郑之证据；所谓三地奔共，惟此地最为顺道，从距离、地形以及渡口的情形看，看不出这一点；文字伪误之说，当从《郑世家》正义而来，泷川资言认为唐代有以形似伪做“邬者”。[32]（P2593）洪氏从应劭之说，谓当在陈留之傿，此地在今商丘西南约60里处，其说不通。何以见得？检《春秋释例•土地名》和《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都邑表》之郑地、宋地可知，此地以西之大棘、盂、承匡、雍丘、曲棘、更西边的防、赭丘、鬼阎、新里、老丘等均可明确为宋邑，则汉代陈留之傿在春秋为宋地无疑。段怎可能轻易进入宋国都城附近的城邑固守，而庄公又怎可能随意攻打？因此，杜说至塙，晋司马彪亦认为鄢陵属颖川，春秋时曰鄢，刘昭注则云庄公克段于此。[33]（P3423）可见，在此问题上，自古及今的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
明确了鄢的位置，即今鄢陵县西北约20里处，就可了解段在东南方向经营的程度。他越过郑之都城，控制了新郑西南约80里处的鄢陵。为什么这样说呢？段入于鄢，说明段为鄢人所接纳，同样的例子是栾盈入于曲沃，《春秋》经襄公二十三年载“晋栾盈复入于晋，入于曲沃”，乃曲沃之人决定支持栾盈之后，才进入曲沃的。段入于鄢，并且能够据守，庄公经过讨伐才最终战胜之，无疑是获得了鄢人的支持的。《春秋》“入”之例，还有另一层意思，“凡胜国……获大城焉曰入之。”[9]（卷二，灭取入例第七）同样道理，沿途及周围的一些小城邑也受到他的控制。
由此可见，共叔段在长达二十二年的经营中，控制大城有三，京、廪延、鄢，小城邑更多，几乎可以说控制了郑国一半的国土。正合郑大夫子封劝庄公对段的扩张采取措施时所说：“厚将得众。”杜注：“厚谓土地广大。”也正如经注“段强大俊杰，据大都以耦国”，所言正是历史的真实状况。昔儒每盛称《诗经•郑风•叔于田》及《大叔于田》所描述的了不起的人物即是共叔段，《叔于田》云：“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大叔于田》云：“大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34]（P282－286）其英武好斗，受人拥戴之场面如画，毛亨、郑玄、朱熹、陈奂乃至傅斯年均无异辞， 惟崔述认为不应当指实，以叔为字的男子很多，为何一定是共叔段？且指出诗之矛盾处：“彼共叔者岂尚肯获禽而献于庄公者乎！”[38]（卷三）其实崔述认他人指实不合诗意，自己又何尝不是指实了呢？再者，以共叔段的地位，又欲结国人之心，长期经营，郑人留下一些赞美之辞，也是可以理解的。诗又为何就一定不能实指呢？共叔段之势力、声望如是之大，也就难怪庄公会派二百辆兵车攻打京了。杜注：“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童书业先生云：“叔段如二君，当至少亦有兵车二百乘。”[39]（P40）如果考虑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双方所动员的兵力，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封建而造成的郑国内战在当时的规模了。《左传》成公二年提到城濮之战晋国的兵力是兵车七百乘，距离鄢之战已是九十年，两个当时最大的诸侯藉以“取威定霸”，一举奠定晋国百年霸业的战役，双方出兵不过如此，而郑国内战一方单次出兵即已达二百乘，可见共叔段势力的膨胀，已使双方势同水火。
三、庄公杀弟辨正
最后，我们来简单讨论共叔段的结局，也尝试着探索庄公的内心世界。《左传》云共叔段“出奔共”，杜注：“共国，今汲郡共县。”共国已亡，当时为卫之一邑。《公羊传》、《谷梁传》一致认为庄公杀段， 与《左传》相异。然据《左传》隐公十一年郑庄公命许叔时对齐僖公、鲁隐公所言“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口于四方”，则段确未死。共在今河南辉县，距廪延约80里，则共叔段当于延津渡河奔卫。观其逃亡过程，可略知庄公之心。京人叛段，段逃往支持他的鄢邑，新郑 正在其中途，沿途之南为洧水，故庄公欲中途拦截并不困难，为什么要放他至鄢？逃亡途中，困兽犹斗，庄公或不愿为此与之火并。至鄢则不同，共叔段经营京城多年，京城犹叛之，鄢之经营，更不足道。故放其少量兵马，甚至单身入鄢，可谓成竹在胸。由鄢至廪延，将近300里，一片坦途，中间均为郑地，此时共叔段有如丧家之犬，庄公欲捉他甚易，却任由他逃往共地，可能的解释是庄公并不想杀他，而有意令其出奔。这样的事例在春秋时代数不胜数，如《左传》昭公元年所记秦景公之弟后子奔晋事。故清儒毛奇龄云：“书曰克，胜之也，盖善其胜之不杀之也。”指《公》、《谷》之误，在于未见史官策书，叔段据共终其身。并谓《左传》隐公二年段之子公孙滑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迫使郑人伐卫，仅为报伐，未有必得公孙滑之意。[43]（卷一，隐公二年郑人伐卫）万斯大亦云：“庄公之失，始在顺母志。……先儒谓庄故予之，以养成其恶。然则予之之日，庄预计曰：吾予以京，彼必作乱，彼作乱，吾必克之。藉令段作乱而公不闻，或伐之而京不叛，反助段以取胜，则郑将为段有，此虽至愚者不为，而郑庄肯为之乎？”[44]（卷一）二氏虽不免推测，然与上述地理之分析、庄公之辞，颇为相合。若宋翔凤对《左氏》记事真实性之怀疑，至谓“左氏所载，存史之文，非《春秋》之正义也。郑伯实杀段，……又不欲存杀母弟之名，则讳以为出奔。既欺其母，复欺其邻。（后命许叔，亦是饰词）”甚至颖考叔使庄公母子黄泉相见事，也是受庄公指使，用以蒙蔽天下人的手段。 [45]（P150）《左传》作者见多国史策，岂可无证据而轻易否定？《史记》的《郑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也与《左传》记载一致。宋氏之说，正见其公羊家之本色。
可以补充一点的是，后来共叔段的子孙在郑仍然享有贵族的地位。据《左传》鲁庄公十六年记载，庄公之子厉公在鲁桓公十五年因与祭仲发生矛盾被逐，段之孙公父定叔即祭仲同党。厉公返国，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厉公允许其返国，犹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此又岂可谓郑庄公之饰词乎？段之失败，与违背周室尊君亲亲之道有关，且自郑桓公至武公、庄公祖孙三代，筚路蓝缕，在他人国土上建立国家，并逐渐强大，于民未见失德处。《左传》鲁昭公十六年记子产自述郑君与商人之誓词，“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略可窥其德政。共叔段之失民心，郑庄不失国者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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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郑庄公即位之初，封弟于京而不封于制。制与虎牢，统言可视为一地，分言则为相邻两城，据险共同构成郑国与周王室的交通要塞。京虽大城，却非险要，且受制于包括制和国都在内的三座重要城市。共叔段倚恃武姜的支持和京邑的强大，先收边邑，后北据廪延，南控鄢地，意图夹击郑都。廪延北面乃黄河渡口延津，便于与卫国联络。鄢邑地望，聚讼纷纭。唐赵匡认为在嵩山之西，有改字嫌疑，且形势难符；清儒洪亮吉以为在陈留郡，然其西诸邑，尽属宋国，于理未合；杜预鄢陵之说，可为定论。经过二十多年的扩张，共叔段控制区域几达郑国一半国土，与庄公势成水火。共叔段因失民心败于鄢，由段逃亡路线可略知，庄公无意杀弟。《公羊传》等所持庄公杀弟之说，与《左传》、《史记》记载相异，为臆说。
[关键词] 郑庄公；共叔段；地理
Geographical Explanation That Zheng Zhuang Gong Defeated Gong Shu Duan at Yan
HAN Yi－m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NU,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When Zheng Zhuang Gong ascended the throne, he granted Jing , not Zhi to his brother Gong Shu Duan as fief. Zhi and Hu Lao were two little cities, but we also could regard the two neibouring cities as one area,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d the important traffic place connecting Zheng Guo with the East Zhou dynasty. Jing was a bigger city, but not a strategic position, and was controlled by three important cities including Zhi and the capital of Zheng Guo. Depending on his mother Wu Jiang’s support and powerful Jing, Gong Shu Duan controlled remote border region at first, then controlled Lin Yan on the north and Yan Ling in the south in order to attack the capital from three sides. There was a important ferry of the Yellow River——Yan Jin in the north of Lin Yan where could keep in contact with Wei Guo. Where was Yan? There were some debates among scholars for a very long time. Zhao Kuang of the Tang dynasty regarded it on the west of the Song mountain, but he changed the textual writing, and his point wa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situation at that time; the Qing scholar Hong Liang Ji regarded it in the Chen Liu prefecture, but those towns on the west of it all belonged to Song Guo, so Yan couldn’t be located there; Du Yu’s traditional viewpoint is correct. Gong Shu Duan almost controlled half of the Zheng Guo’s territory through more than twenty years’ expansion, and became the formidable challenger of Zheng Zhuang Gong. Eventually Gong Shu Duan was defeated because of lacking the support of people, but it seemed that Zheng Zhuang Gong did not want to kill his brother if we carefully study his brother’s escape route. Gong Yang Zhuan believed that Zheng Zhuang Gong killed his brother, which hasn’t enough evidences, and is different with Zuo Zhuan and Shi Ji, so it is assumption.
Key words: Zheng Zhuang Gong; Gong Shu Duan; Geography
Tags: 郑伯 共叔段 鄢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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