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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谥号和庙号
古代有一定身份的人死了，大家是要对他盖棺论定一下的。这风气据说出自“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他们把商击灭之后，开始着手给死了的姬昌和姬发摆摆功劳。结果是一个夸为“文”，一个称为“武”，也就是所谓周文王和周武王了。那名目叫做“谥”。“谥者，行之迹也”，摆明了一副给你钉上棺材板后谁也别想翻案的架势。
说到“谥”的起源，这里要提到一本《逸周书》了，那里面有篇《谥法解》，是解释各种谥法来由的。文章的开头就说，周公旦和姜子牙两个老头子商量了老半天，制定了一个谥典，因为《逸周书》是晋朝时从战国魏王墓里挖出来的，说法这么早，我们也不敢轻易怀疑。虽然有人不相信，可是这书里保留了一篇类似遣策的东西，我们看不大懂，以为是什么特别古怪的古书。等到楚墓的遣策也就是陪葬品清单大量出土，我们才发现那文章实际上也是一张陪葬品的清单，当时晋朝整理的专家们不知道，就当书和其他真正的古书编在一起了。这就证实了《逸周书》的真。总之，我们由此知道，谥号在古代确实是很严肃的事，以至要写进煌煌典册之中。
谥号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这里我要扯到章太炎了。他在《??书?平等难》里，说众生平等是虚假的，人的身份总有高低贵*之分。他的说法似乎还颇有那么一点道理。就说民主典范的美国吧，要把乔治?布什完全和一般老百姓平等起来，事实也办不到，并非每个人能象布什老爸那么阔，花足钱让他念名牌大学乃至推上总统位置的。不过章太炎他老人家说，绝对平等虽然不可能，但是绝对的批评确是可以平等的，由此他就迂腐地祭起了“谥”这个例子，说老百姓对他们的王可以置褒贬，有罪的王，史书上不得不留下那么丑恶的一笔。就象埃及的法老一样，犯了大过错不厌人心，则连躺进金字塔的资格也没有，煞是可怜。因此这惩罚很能让生前的王深自悚栗，不敢过分为非。可见谥号的作用。当然，一般老百姓是用不着谥号的，因为你的能力不够大，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费心力去褒贬你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不符合经济规律。《大戴礼记》里说：有土之君也，一怒而天下惧；匹夫之怒，适以亡身。这是很经典的概括，对我们现在还适合。比如一个县长对公安局长发怒，限定至某日止要破某案，公安局长只有胆战心惊地照办，哪怕随便抓个人屈打成招。可是一个平民状告官员，很可能遭到报复，说不定连命都保不住呢。我们老百姓只好把制定谥号这玩意当救命稻草捏在手里，希望君王们发号施令、生人杀人、欺男霸女时能有稍微收敛。
综观历史，客观地说，这谥的作用起先还有那么一些。而且似乎越在上古，皇帝的权力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比如汉代，皇帝的圣旨下去，臣下也可以不买帐，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驳回，那叫“封还诏书”，什么金口玉牙之类，多是小说家言。而关于谥号，新即位的皇帝也改动不了，这可能有迷信的因素在支撑。老的皇帝死了，群臣就要到南郊去祷告上天，为崩殂的皇帝制定谥号，有不敢欺骗上天的意思，新的皇帝虽然对老爸的谥号很反感，但慑于天的威力，只好知趣地闭嘴。所以象周朝的
“厉王” 和“幽王”，他们的儿子宣王和平王看着不舒服，也只有干瞪眼。
应该说在先秦，这谥号的作用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诸侯王确实比较在乎这个，比如春秋时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很惭愧地对大夫们说，我幼年即位，水平很低，国家治理得很一般，还去跟晋国打仗，鄢之战败得一塌糊涂，辱没祖宗，给诸位大夫带来忧虑。如果我死了，能和先王共受祭祀于太庙，给我的谥号就叫“灵”或者“厉”吧，你们斟酌斟酌，哪个更适合我。床边的大夫都愣了，不答应。因为“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都是很恶劣的谥号。只是这临死的王很执拗，众臣劝说了五次，不管用，终于答应了。不过到安葬，真的制定谥号的时候，宰相子囊又一本正经地说，该为王制定谥号了。众大夫又一愣，说，王临死前不是说好了，让我们在“灵”和“厉”之间选一个吗？子囊说，你们这帮猪脑子，也不想想，我们的王有这么差劲吗？赫赫楚国，君王临之，蛮夷宾服，诸夏敬畏。他老人家竟然还觉得自己有过错，这不是一个很恭敬的君主吗？我看谥为“共”比较合适。于是众大夫皆称好。因为“既过能改为共”，也确实符合楚共王一生的经历。谥号的制定这么严格，也可见当时的君王很在乎身后之名，这样说来，有神论对社会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他相信死后有灵，就不会无耻到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相比之下，某些号称唯物主义的组织恐怕更容易让人民担惊受怕，不是吗？
暴君秦始皇是看到了这一层的，他讨厌谥号，所以一并吞天下，自我膨胀得要命。改了王称“皇帝”还不够，还下诏要废除谥号制度。理由是“朕闻上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他多有野心，想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结果只落得二世而亡。这“二世”虽不算谥号，可比所有的恶谥还臭。后世说起灭亡的例子，必定以这厮为首，说他是“人头畜鸣”，这不是没起到封杀谥号的效果吗。
汉代建立，又开始搞谥号这套了。可是也慢慢变了味，再差的王也可以得美谥了。综观西汉一朝，就没有被冠上恶谥的皇帝，诸侯得恶谥的倒不少，比如谋反的淮南王刘长，全称为“淮南厉王”。这当然是诸侯王的权威不够，无法阻止中央对自己褒贬的缘故。而且，同样有趣的是，任何其他的含有褒贬色彩的程序也遭到和谥号相同的命运。比如庙号。
庙号同样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程序，对王起着褒贬，也就是称祖称宗，永享太庙，而没有庙号资格的皇帝过一定时期牌位要被撤掉。起先谥号是每个王都有的，可是庙号只有牛比的王才配享用。刘邦的谥号是“高”，而庙号是“太祖”，合起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文帝庙号是太宗，武帝庙号是世宗，宣帝号称中兴，庙号是“中宗”，元帝其实很孱弱，他在位，汉朝开始衰落了，可是他也很幸运地分到一个庙号，称为“高宗”，可能是王莽别有用心的缘故，因为他的姑姑是元帝的皇后，又活得特别长，到他篡位的时候还在呢，看在姑母的面子上，总得给那早死的姑父一个面子，不是吗。总之，整个西汉，虽然不无舞弊的嫌疑，但有资格称庙号的也就这么五位，享有“文景之治”盛名的汉景帝和聪明得不得了的汉昭帝都没有资格横插一腿，可见入选的严格。但是，和谥号一样，这庙号很快变了味，到了唐代，已经是无帝不可以称宗了，包括被太监掐死的那个十八岁的短命皇帝也煞有介事地叫什么“敬宗”呢。
从谥号到庙号，我们可以饶有兴趣地看到“新闻自由”是怎样被建立，又怎样变味的过程。即使有再多的类似程序，在专制的制度下都不能幸免的。
因为制定所谓谥号和庙号的想法自始至终都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
历代帝王称谓主要有谥号、庙号、尊号（徽号）、年号四种，它们都可算是别号，不过这是皇帝的别号，
A、谥号，至迟始于西周。唐代孔颖达为《礼记·曲礼》中提到的“谥”字作“疏”说：“谥者，列平生德行而为作美号”。一般统治者死后，由继承者按其生前的行为给予总结性的评价，这就是谥号。谥号一般由礼官拟定，大臣谥则由皇帝赐与。大约在东汉以后，出现了私谥，就是在民间流传，非官方认定的谥号。谥号在秦代中止了一段时间，据《史记·始皇本记》载，秦始皇说：“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汉刘之后，独尊儒术，谥号又得以恢复。唐宋头时昌盛。
历代谥号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颂扬、批评、同情三类。而以颂扬为主。
颂扬的如：神、圣、贤、文、武、明、德、康、成、昭、穆、元、平、景、贞、桓、宣、庄、惠、敬、肃等131字，《郑樵·谥法》称“用之君亲，用之君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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