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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安古郡史话
章安，1984年前属临海县，后政区划归椒江。二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始设县治，千百年来的风霜雨雪，使残存地表的历史文化古迹遗存所剩无几，然而距地表以下几米或几十米黄土深层中，六朝时期的大型古墓葬群，层层叠叠，纪年时代详实。从开山、翻耕、播种、疏浚河道，伴随出土各式文物，散落村野的瓦砾，火烧土块，陶瓷碎片……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古代章安的辉煌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历史内涵。
古时章安气候温和，有山海之绕，溪谷相间，为平原山丘腹地，境内大多为海冲积平原，在漫长的演变成陆过程中，一直处于不断淤涨状态，在商代已处于湖沼泽地。春秋至战国时期，丘岗地带，山麓前沿有大片地土与湖泊群出现。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依山傍水的山麓地带，开始有原始的山越土著居民栖息和活动。他们聚居于山坡丘陵地带，从事原始农耕、采集与捕捞。章安遗址地带独木舟残骸的出土；七十年代，章安花园村张岙岭出土的石凿、石镰、陶纺轮；九十年代，湖边鹫岭出土滑石纺轮，杨司谢杨官坟山出土石镰、石刀等新石器遗物；章安桥以南地区出土鹿角，这些地方各种石器遗物的相继出土，显示了章安以农耕为主滩塗捕捞兼顾的远古人类生活场景。
夏商周时期，章安属扬州，为瓯越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对于地广人稀的东南沿海，秦王朝一般弃而勿属，归属闽中郡，之后为开拓疆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汉书·高帝纪》亦谓：“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秦时章安设置回浦乡，隶属会稽郡鄞县。汉时期已开拓，并进而控制和管理浙南闽北，以至整个东南越族。汉北方南迁的人口和本地土著山越杂处，人口已繁衍至相当规模，由于秦汉开拓疆土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因此章安政治、军事地位也趋日益重要。《汉书》云：“北去辽宁，南及交趾，贡献转运，皆从东瓯，东冶”。据考东瓯、东冶皆指章安故址。
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始设回浦县于章安，属会稽郡，章安一直是汉晋至隋时期的县旧治。经两汉经营至三国已成为东南沿海的重镇和军事要塞，为海口航运一方要津都会，是中央政府藉以控制瓯、闽两越的军事重镇。章安不仅是我国历来古代首县，沿海港口，军事要地，郡县制厅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同时是两汉至三国吴时期军事机构会稽郡，东部都尉的治所。正如东汉杨雄《解嘲》中有“西北一侯，东南一尉”，其中的“一尉”指的就是此地。章安的兴起，是与地理环境与政治因素相关的。如汉武帝所指的“东越狭多阻”，交通不便，唯有此地地处椒江河口台州湾沿线，有水上交通之便，易与外界联系。《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总论郡传》云“唯边郡往往置都尉”，作为东南沿海边远地区的西汉统治对章安设置回浦县治，并置军事机构东部都尉，这是军事战略上的权益之计，为镇慑边远地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章安自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设置回浦县，东汉光武帝时（一说章帝章和元年）改为章安县，三国吴少帝太平二年（251）析会稽东部置临海郡，到唐武德八年（625）归临海，基本上皆为郡（临海）县（回浦、章安）的旧治。
随着政区的拓展和汉越两族的融合，社会获得全面发展。新淤沉积的土地成为外来移民定居的理想开发场所，择高而肥者耕作。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章安人口聚居密集。此时已有姓氏宗族出现，赵国旧臣马天隽，为避秦害来章安隐居（三门县志）。《三门马氏宗谱》记载：“秦末，有马生鸾者为避秦乱，举家自章安泛海至马家山居焉”。清黄瑞《台州金石录·砖录》记录和近出土发现章安六朝时代的姓氏王、吴、高、陈、许、蒋、潘、丁、左、朱等。如岙里坑窑址中的三足支座托面底部之间则模印阳文“金”字或模印阳文“宫”字和一些如青瓷礁斗底部刻划“李”字，估计为该窑的工匠姓氏。朝代纪年中有模印纹饰砖，有西汉的“建元”、“元平”、“永充”，东汉的“永宁、延熹”，三国“赤乌”等最早年号砖，还有一些陶瓷器上的模印和刻划铭文，有些青瓷器物的腹部上用褐彩书写纪年文字，临海开井窑址中发现一块青瓷残片上就有褐彩书写纪年文字，仅剩“日作”二字。至于东汉后期时留下的残砖铭文就更多了。晋代“八王”之乱后，中原烽火连年，北方士民相继南渡，或因战事、或因政治等原因，不断南移入台，带来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章安境内周边地区深埋出土汉至南朝各时期的大量墓室及铭文墓砖有“泰和四年八月一日冀州（369）（今河北省高邑县）”，“兖州济阳郡济阳县都乡观化里朱伟妻”等铭文砖；民国七年（1918）二月，章安东路出土“部曲将印”和1971年疏浚百里大河,在八连桥境段村农捡得“军假司马”汉官印；九十年代出土魏晋南北朝流行的六面“朱征寿”私印，青铜带钩印等中可以看出。它反映了章安政治、军事的历史地位和人口迁徙的一个佐证，从而联缀起海隅章安与中原之间文化联结，同时章安也已经与中原地区踏出同样的步伐，共同参与了中华文明一幕幕上演的历史正剧，从中看出华夏文明影响力之深厚久远。
军事重镇的章安港同时也是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代五大海港之一。“三国吴大帝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余人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近代不少学者认为这次远航的出海口就在章安港。这是我国历史上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交往，也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经营台湾，意义重大。六十年代湖巉村以北鲎山以南之间还曾掘出船桅、船板等残物，这对回浦故道上的古章安湖范围确认的考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海运事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古章安的传统手工业、文化相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瓯越民族已从事纺织、造船、陶瓷等劳作。秦汉时期，山越土著居民已经与中原汉人频繁交往，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六朝的章安，随着政治地理的开拓，经济各方面迅速发展。三国吴时期，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当时临海郡的物产和风土人情。已经有“丹丘谷夏秋再熟”的记载，丹丘是当时临海郡的别称。经济作物种类很多，以豆为主而普及，干姜为最有名。
南朝时章安的干姜已是朝庭贡品，据唐官编《新修本草》说：“出临海章安者佳”。《唐书·地理志》也记载：“旧贡干姜出章安城门黄杜者佳”。《南史·孔琇之传》载：“孔琇之出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干姜二千斤，齐武帝嫌其少。乃知琇之清，乃叹息。”《南齐书·孔琇之传》而作“二十斤”而实也。除贡品干姜外，“芒屩”生产也为时瞩目，实际上所谓“芒屩”而是当时络麻编织的草鞋，专供士大夫阶层，啸傲山林，纵情于青山绿水之间。当时主要手工业是陶瓷业。章安陶瓷烧造业历史可追溯商周时期，瓷器到东汉后期渐趋成熟，至六朝几乎达到鼎盛。目前章安浦河上游溪口铁场村、岙里坑、安王山、马岙村、鲶鱼坑口、棺田山和开井村后山，青瓷窑址群林立。今考古发现为六处之多，遗址定立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溪口青瓷窑生产有壶、罐、洗、钵、瓶、碗、罍、碟、盂、仓、杯等十多类五十余个品种。青瓷轴色淡青如洗，滋润光泽，素雅古朴，轮制成型，模印、雕、堆、刻、镂、捏等技法，还兼烧冥器。
章安濒临椒江，椒北平原一湾之外即是东海，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古代越人善于操舟，主要从事渔业生产，仅灵江流域就有。唐道宣《续高僧传·智顗传》云：“智顗于陈太建七年（575）往居临海，民以沪鱼为业，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江沪溪梁六十余所”的记载，海上捕鱼相当规模。同时章安也得渔盐之立，唐代在章安黄礁西新亭头设新亭盐监，今址在黄礁山横村溪头杨老人洞下缓坡，设监官管理盐业，成为当时江南十大监之一。北宋熙宁三年（1070），塗桃平原建立杜渎盐场，盐业生产已成为当时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章安古时交通也很发达。章安属古越之地，古代越人“善于操舟，水行而山处，以船为本，以楫为马”，过着耕种渔猎生活。随着手工业逐渐兴起，经济开始繁荣，出现了航运海港——章安古港。陆路贯通南北，北来古驿道从鄞县、句章（宁波）南下而来，经三门悬渚驿，临海二岭脚横溪驿，抵章安。南来北往，驱使经济繁荣。章安出土的各式钱币，如三国吴钱“大泉二千”，西汉“大泉五千”、“大泉当千”，秦汉半两等还有大量各种版式的五铢钱，间接反映出该地经济状况的一个侧面。
政区拓展，促进经济和文化繁荣，具有影响的是宗教的传入。东汉末年佛道两教均已传入台州，有典可考的临海寺院最早数晋太康（280—289）的涌泉延恩寺，永康中（300—301）的章安灵穆寺，章安灵穆寺系土人舍宅创立于晋永康二年（301）。章安北郊梓林山兵陈宅村九子罗汉岭脚的“棲道”寺（无礙寺旧名“棲道”），隋改“摄静”，宋改“无碍院”，是南朝章安令吴备子法云，后主持天台山五祖章安大师灌顶（561—632）的出家处。章安境内还出土青瓷碗，刻划的莲纹饰，各种堆塑罐上的佛教人物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临海岙里坑窑址中的陶质碗，内底饰一圆圈，周围刻划九朵莲瓣，东晋至南朝时期则普遍使用莲瓣纹装饰，如鸡首壶肩、瓷碗内外均刻划莲瓣等。
随着政治与地域的开拓，章安豪门世族的形成和文人雅士逐渐兴起，以及经济不断发展，作为临海郡治的章安，逐步成为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都会。
金鳌山西古河道，湖沼之间，三面回浦，九曲回觞。旧迹章安湖形成在回浦故道上，在自然和人力作用下逐渐形成风光秀丽的章安湖。据刘宋时孙诜所撰《临海记》描述：“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容数百坐，民俗极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会于此者常致三四百人”。《太平御览》也有类似载录：“章安古城北有风景优美的大湖，曰：章安湖。湖侧有山，山顶平展，可容三四百人相聚，每逢秋日重阳，郡县长官、文人、士子相聚湖山，行乐优游。”可见当年的章安，城市繁华，生活富庶，湖山入胜，建筑精美。
八十年代初，文物工作者曾多次对古章安遗址进行调查考察，并出土了部分建筑构件，钱纹平砖、板瓦、筒瓦、瓦当、滴水、出土尤为丰富。九十年代初在章安长丰街出土宋祥符寺地砖。1997年，前所中学校园内因建房在“保荣观”遗址夯土层中出土大量的汉代云雷纹瓦当（直径14厘米）。2005年初，在水退基回浦郡都小区工地上出土汉代人面纹瓦当、筒瓦，三国时期的油灯、钵、碗等瓷器残件。
同时，一些文献也记载了西晋泰始年间（265—274）晋章安令成公绥登桥望江制云赋。桥至迟始建于晋代，初为木结构，因桥栏朱赤，称赤栏桥。初建时，“桥上有亭，东西有楼”出土有瓷楼、魂瓶和五孔谷仓罐上的瓷塑建筑、歌俑等形象，还有猪栏、狗圈、鸡笼、灶、炊具、酒具等系列，生动地再现了千年以前人们生活起居的真实面目。同时章安冶炼的技艺也达到一定水平。如出土的青铜带钩、青铜镜、青铜剑、铁剑、青铜洗、青铜碗、礁斗、熨斗等系列，青铜器上的精美纹饰和雕刻。尤其青铜镜铭文纹饰最为华美，还有一些小件的手工艺品，如男士头髻上的发簪、银质钗、青铜钗、料器簪（玻璃）；士庶妇女的红玛瑙、绿水晶等各式束腰、橢圆形、瓜棱形的各种耳珰。还有金质的戒指、手镯、银镯、银戒指、带扣、鎏金的青铜镜等工艺制品。
章安又是我国史学界尚有争议的“东冶”所在地，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是越国冶炼青铜器的地方，因其位于会稽东南而闻名。至今章安镇梓林湖边村九子山麓、溪口铁场茶园山等均发现了青铜冶炼遗址，湖边村渣岗头积存大量青铜矿渣冶炼残物碎块。为古代相传和文献记载中的“东冶”可能性较大，并与历史记载相吻合。
章安到了隋唐“移其县于镇”，六朝时期的郡级机构迁移临海城的大固山。唐初复析临海为临海，章安、始丰、乐安、宁海五县以置台州，州治遂改临海，从此临海便一直为台州的政治文化中心。至唐武德八年（625），章安复入并临海，郡徙县废，自是便每况愈下，渐趋冷落。
唐时台州是地僻荒无的海隅边郡贬谪之所。到了宋代，章安港也有一定地位，是临海、黄岩两港的前沿，仍然不失为海道的出发港。南宋建炎后，为控扼海道。宋熙宁七年（1074），设亭场于黄礁百家之下，扼守章安港水域，皆防托海防门户。宋代章安又是临海大集镇之一，商业繁盛，设有章安镇税场。酿造业发达，设有酒库、醋库等坊场，实施专卖，仍保持县级的经济机构和地位。
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浮海避难乘楼船弃明州，正月初二舟至台州湾外牡蛎滩，晚泊金鳌山下，正月十八泛舟去温州。后文天祥自元营脱险途经椒江，也登临金鳌山，哭拜当年高宗驻足处，感慨写下了《入渐东》诗篇，巡道追随献高宗的宋女词人李清照等也随尾登临章安。
宋代奖励对外贸易，南渡之后尤为重视。绍兴七年与十六年就两次下诏：“市舶之利最厚”，“颇助国用……以招徠远人，阜通货贿”。为发展对外贸易，除在杭州、明州设市舶司外。位于明州、温州之间的章安，虽然没有市舶设置，而市舶交易却照样存在。南宋初，就有冯安国巡视金鳌，松门市舶贸易的记载，市舶务专管海口贸易。宋代章安北郊溪口铁场，据传唐宋时，旧有二里方圆的铁沙场。据《嘉定赤诚志》载：铁矿记载不修，临海雉溪广济（今溪口铁场）宋以来的冶铁业，历史上都是开山淘沙得来称“铁沙”，铁砂炼成熟铁才能用于制造，其形如砖，称为铁砖。宋以后渐已衰竭，当时是临海古冶铁中心之一。同时章安也侧重了平原地区开发农业生产。在宋代基础上浚河修闸，进行水利建设。宋末元初之际，这一时期的经济跌落状况集中显现出来，也反映出当时元朝统治时期章安沿海战乱中百姓生存的惨状。由于元末政治腐败，赋税繁重，致使农业生产落后，椒北平原数千顷土地都已成为斥卤之地。明洪武十七年（1384），江西道监察御史蔡民玉“按地脉所宜，凿河若干，置闸若干，总萃以古桥闸”。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整治河道，以资蓄水灌溉，泄水排涝。满足农田灌溉的需要，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清时章安仍设税场，仍是货运的港埠，杜渎盐场的大宗食盐仍由此转输临海销往仙居、缙云、永康、武义等县。章安镇东蔡桥设有杜渎盐场贮运食盐的总厂，可以直接由蔡桥经景贤河驳运往临海。明代末期，倭乱连年，受害深重，地处东南沿海，沿海人民奋起抗倭，至今尚存许多抗倭遗迹。章安附近山巅尚存，有章安烽堠、新亭头烽堠、马峙烽堠、山门烽堠、太平山烽堠等。据《戚继光年谱》载：“隈而椒江之寇，南北分而为二矣，家严復督部兵包围黄礁山下至更余，四面仰攻，一鼓而克计，斩首五十有五级，生擒首贼二，俘夺获器仗一百六十有奇”。
清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为实行“海警”，奉令迁海，强令沿海内撤三十里而空其地，不得片甲入海。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得以解除海禁，全部展复遣界。解禁后，允许居民出海捕鱼，盐场也陆续恢复生产，沿海百姓生活也恢复如故。对外贸易开始，与章安隔江相望的栅浦、葭芷（家子口）两渡，已取代章安港。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浙江沿海通商口岸。直到清乾隆元年（1736），颓败的海门港方才“帆樯云集，商市渐兴”。随之葭芷（家子口）也成为南货转运发兑中心，大批南货从福建运到葭芷销售。嘉庆间，四明慈北鸣鹤场（慈溪）方庆彩、方庆禄兄弟俩迁寓章安方家里，方庆禄于嘉庆十一年（1806）在章安街创设“方万盛”药号，南北道地药材一应俱全，在台州各地延伸网点，创办药铺，以章安“方万盛”为总号，货物、人员相互支配，并附设栈坊生产成药。店员众多，资金雄厚，药材道地，声誉颇高，经营饮片有655种，自制丸、散、膏、丹、药、酒等达396种，不仅向台属六县拆兑，有的还远销苏、杭、沪等地，形成台州国药业之中心。章安“方万盛”总号，民国时曾在其店堂内挂有“百年老店，只此一家”，以显示其历史悠久。
章安历史文化名人众多，如六朝时期，东晋台州正史列传第一人任旭，晋名臣褚裒，农民起义首领孙恩，东晋临海郡太守郗愔。南北朝太平三年（442）七月孙权之三子孙奋，贬为庶人，谪守封章安候。西晋章安令成公绥、国清寺五祖章安大师灌顶，“天台山赋”辞家孙绰。宋代“平生为诗数千篇”的诗人杨蟠，驻马毕章安的康王赵构，脱险过台的文天祥，章安填词的李清照，台州大儒石嶅，名志总纂陈耆卿，元代词人于演、朱右，明代戚继光，清代史地学家齐召南，康乾盛世一门三才女叶素娘、吴蕙芳和吴茜云母女，书画大家赵之谦，官浙闽提塘总理塘务的武进士蔡殿魁等。他们或为官、或均临、或寓寄章安，流下不朽的足迹。李惠卿创办台州最早的乱弹班，被称为“山兵高腔”，追本溯源，现在的台州乱弹剧团还应该说是从山兵高腔班发展而来的。山兵高腔也加入了部分的乱弹内容，成为台州乱弹剧种中“山里乱弹”的主流。又有以章安命名的北宋杨蟠的《章安集》。清咸丰十一年（1861），客章安赵之谦的《章安杂说》，清临海著名学者黄瑞《金鳌山志》等文献著作留存于世。
古章安湖光山色，风景优美。清黄瑞在《赤城集》“牡蛎滩”文中谓牡蛎滩在“金鳌山之南，海门潮落，一望数里，乱石卵缀，多生牡蛎，今尽淤塞，其潮至处，犹牡蛎簇簇也。”清无碍寺“重整五祖讲台碑”载：“南眺章安古郡，牡蛎滩如在足下，昔宋高宗航海驻马毕于此”，“蛎滩返照”也成为古章安八景之一。六朝时期，无怪乎晋代的希愔在任临海太守时“在郡优游”，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连从未到过章安做过吴尚书令的汝南人陈化，“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终老章安之意愿。
金鳌山，章安一方名胜，东南屏障，临江，历代文人题咏甚多。山上旧有祥符寺（又称善济院），设有高宗御座，宋高宗驻马毕之胜地，旧有祥符院，如画轩、唐开元八年（720）建的灵穆寺双塔和南宋石敦山 讲学的观澜书院等，均年久圮废。山之东麓有元状元泰不华篆书题的蘸金洞（现己开岩炸毁）。街外下塘头之洋大道上立有清嘉庆八年（1803）柯氏“彤管扬徽”节孝坊于1966年文革中拆毁。
椒江南岸僻为通商口岸后，海门港开始活跃，成为交通经济中心，章安也持续它的经济中心地位。清至民国，章安经济繁荣，店铺各行各业一应俱全，西医、典当、南北货、百货、酿造、染坊、竹木柴炭、米业六陈、铜锡铁匠、蔬菜、瓜果、水产、饭铺、客栈等，其间还依稀隐露老字号的匾字招牌，人丁兴旺，商贾云集。古街东西走向长约660米，仅宽约3米。街内有三祠（叶、卢、林宗祠）、二阁（文昌阁）、二庙（东岳庙、祠山庙）、一桥（章安桥），先有洪、童、林，后有卢、叶、乔、章等姓氏聚居繁衍。清至民国的商铺店号林立，桥西街有张鼎丰南北货、叶义大染坊、福星医院、公济医院、王同德南北货、永成百货、五州药房分销处；桥东街有方隆盛、方万盛、丁春生、同仁春、方亦仁诸药号、南北货方鼎盛；糕点有张鼎丰、卢聚元、益生、叶顺利、卢福记；百货有叶宰登、池锦春、叶合利；杂货有叶元亨；典当有黄裕泰；染坊有余永丰、余永盛；酒坊有卢阜昌、卢聚元、李福兴，还有卢庆祥号时样首饰、崔源丰等商家店号和百年老字号，也保留着当年的兴盛气息。今老街内有清嘉庆十一年（1806）的“方万盛”药号，“余永盛”染坊旧址。乾隆十二年（1747），洪氏孝节门坊；咸丰二年（1852）祠山庙；光绪二十四年（1898）叶绳武的书回浦闸；同治十年（1871）进土蔡殿魁故居蔡家里；道光二十一年（1841）叶氏宗祠；光绪二十六年（1906）的鳌峰闸；乾隆五十四年（1789）章安桥等古迹。走进章安老街，亲身体味喧嚣中的宁静，感受城市曾经的兴衰与繁荣，漫长历史岁月，匆匆流逝，章安当年的风光早已不在，而漫步街巷中，一些留存下来的建筑和文字还能让人深刻感受古街当年的风韵，但章安古老的文化遗留史迹，人文景观，无不展示古郡光辉历史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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