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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庆时 广州方志学家
１９６８年逝世的邬庆时，在民国时期研究地方志数十年，编纂过八九部县志，出版了方志专著，对方志理论有所建树，解放后曾编纂两广少数民族史料。但是，这位堪称方志学家的学者，在当代编修的首届新志中却芳踪难觅。《番禺县人物志》、《番禺县志（人物部分）》、《广州市志·人物志》，就连已成稿未出版的《广东省志·人物志》亦未记邬庆时，憾甚！为此，笔者请曾与邬氏有交往的广州诗人、现隐居番禺的区友云先生寻找邬氏的资料，写一些所知情况。他还手抄邬庆时之子祥光、孙敏穗所撰写的《邬庆时生平记述》（原载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番禺文史资料》）寄给笔者。笔者据区先生提供的资料，并参考侯月祥先生的《邬庆时》（载《广东史志》１９８６年第４期）、郑全安先生的《邬庆时方志学理论评价》（载贵州《史志林》２００１年第二期），以及邬庆时的《方志序例》和《广东文献综录》等有关内容写成此文。
邬庆时（１８８２－１９６８），字伯健，号楷才、白坚、鼎楼、东斋。番禺南村人。先后在时敏学堂、两广方言学堂读书，后跟随孙中山，在大元帅府财政部工作。时任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并欣赏他的文才。
邬庆时热心教育事业，曾在家乡南村倡办裕昌小学堂，鼓励乡人读书。他曾先后在广东省香山（今中山）、龙门、宝安、高要、新兴等县担任教育局长，还任过中山、新兴两县政府的秘书工作。１９２６年５月离开大元帅府财政部后，任中山大学庶务主任兼文科讲师，与不少学者、诗人有交往。
邬庆时学识渊博，治史一丝不苟，著述甚多，计有《半帆楼诗稿》、《九峰采兰记》、《鼎楼诗草》。《番禺隐语解》、《东斋杂志》、《齐家浅说》、《孝经通论》、《经学导言》、《自然略说》、《白桃花馆杂忆》、《穷忙小记》、《漏邑痛述》、《番禺未业志》、《南村草堂笔记》等２８种。整理先贤著作有《邬家初集》、《耕云别墅诗集》、《立德堂诗话》、《诗学要言》、《达庵随笔》、《邬道源先生家传》、《治要要义》等１０多种，还写成《邬氏本源录》。他又选自己及他人的著作辑成“半帆楼丛书”共２１种４９卷，今广东中山图书馆及中山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
邬庆时对书法亦有研究，他从水手系船得到灵感创出一种“菊梅兰竹”执笔法，画家王楚南由此画出《菊梅兰竹执笔图》。
邬庆时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从实践到理论对地方志事业的贡献。邬庆时对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大多数反映在《方志序例》中，此中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其中不乏于今仍有参考作用的见解，下面试析其中几点（所引原话皆见于《方志序例》）。
一、修志为保存文献。邬氏说：“如不欲保存文献则已，苟欲保存文献，是必不可不修。不惟不可不修，且不可不急修。”邬氏此“保存文献”之说，与方志界传统之“存史作用”之说相同。
二、修志要“别出心裁”。邬氏说：“大修志之法，不外两端，一为因仍前志，一为别出新裁”，“今非昔比，不应于日新又新之今日，而犹墨守百年以前之成法，以故不敢自封，而尤不敢自逸。”他认为“各县市修志之办法既有不同，编纂体例亦因而各异。”“将各师友教言及各方’志遗范斟酌损益，别出新裁，因时之不同、或地之不同。辄复不能一致”。在体例创新方面，邬氏创立“前志志”，“汇录各前志的书名、卷数、序、跋、凡例、目录以及修志姓名、年月，并加以提要，附于卷末”。其目的为“存其本来面目，惮读者知创例新编”。在《高要县志》、《中山县志》中，他均设《前志志》；而在《宝安县志》、《农门县志》则设《县志志》内容实即“前志志”。邬氏此设，对方便后人研究方志实大有裨益，可惜当代修新方志对此注意不够。当今世人对方志认识不多是个不争的现实，倘在新方志卷未附《前志志》，当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三、“详今亦不略古”论。邬氏说：“今日之政，或为昔所无，昔日之政，亦有为今日所废，无论废兴因革，均应详为记载，不厌求详”；
“虽详于今亦不略于古，所以借鉴得失，非敢混淆视听”。邬氏此论，实在大有道理。当代编修首届新志，强调“详今略古”而对何为“古”却未有明确，致有些资料没在搜集（或没有入志）殊为可惜。举个例，民国初中期，广东实业界已有不少是集股办厂办店的，尤以广州饮食业最为突出且有资料记载，但我们的新志却没有具体记述，现在想从新志找些民国时集股办企业具体资料是找不到的，倘当初别太强调“略古”或明确上限之前才算“古”会较好些吧？
四、修志应图文并茂。邬氏说：“近世统计之学，摄影之术，日益发达，有价值之图片，层见叠出，至为可贵，自应广为搜集，……图文并重”；“凡于历史上在重要价值者……尽力搜求，制版编入，以垂永远”。邬氏又称图片为“无言之史”，谈及插图篇幅时，甚至说“或与文字相等”，此可见他重视志书的图文并茂。
此外，邬氏的“贵实不贵速”、“不必断代”、“先普通而后特别”、“彰善而不黜恶”等说法，也颇为令人寻味，这里因篇幅所限不一一细说了。龚伯洪
邬庆时（１８８２－１９６８），字伯健，号楷才、白坚、鼎楼、东斋。番禺南村人。先后在时敏学堂、两广方言学堂读书，后跟随孙中山，在大元帅府财政部工作。时任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并欣赏他的文才。
庆时公热心教育事业，曾在家乡南村倡办裕昌小学堂，鼓励乡人读书。他曾先后在广东省香山（今中山）、龙门、宝安、高要、新兴等县担任教育局长，还任过中山、新兴两县政府的秘书工作。１９２６年５月离开大元帅府财政部后，任中山大学庶务主任兼文科讲师，与不少学者、诗人有交往。
庆时公学识渊博，治史一丝不苟，著述甚多，计有《半帆楼诗稿》、《九峰采兰记》、《鼎楼诗草》。《番禺隐语解》、《东斋杂志》、《齐家浅说》、《孝经通论》、《经学导言》、《自然略说》、《白桃花馆杂忆》、《穷忙小记》、《漏邑痛述》、《番禺未业志》、《南村草堂笔记》等２８种。整理先贤著作有《邬家初集》、《耕云别墅诗集》、《立德堂诗话》、《诗学要言》、《达庵随笔》、《邬道源先生家传》、《治要要义》等１０多种，还写成《邬氏本源录》。他又选自己及他人的著作辑成“半帆楼丛书”共２１种４９卷，今广东中山图书馆及中山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
庆时公对书法亦有研究，他从水手系船得到灵感创出一种“菊梅兰竹”执笔法，画家王楚南由此画出《菊梅兰竹执笔图》。
庆时公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从实践到理论对地方志事业的贡献。庆时公对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大多数反映在《方志序例》中，此中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其中不乏于今仍有参考作用的见解，下面试析其中几点（所引原话皆见于《方志序例》）。
一、修志为保存文献。邬氏说：“如不欲保存文献则已，苟欲保存文献，是必不可不修。不惟不可不修，且不可不急修。”邬氏此“保存文献”之说，与方志界传统之“存史作用”之说相同。
二、修志要“别出心裁”。邬氏说：“大修志之法，不外两端，一为因仍前志，一为别出新裁”，“今非昔比，不应于日新又新之今日，而犹墨守百年以前之成法，以故不敢自封，而尤不敢自逸。”他认为“各县市修志之办法既有不同，编纂体例亦因而各异。”“将各师友教言及各方’志遗范斟酌损益，别出新裁，因时之不同、或地之不同。辄复不能一致”。在体例创新方面，邬氏创立“前志志”，“汇录各前志的书名、卷数、序、跋、凡例、目录以及修志姓名、年月，并加以提要，附于卷末”。其目的为“存其本来面目，惮读者知创例新编”。在《高要县志》、《中山县志》中，他均设《前志志》；而在《宝安县志》、《农门县志》则设《县志志》内容实即“前志志”。邬氏此设，对方便后人研究方志实大有裨益，可惜当代修新方志对此注意不够。当今世人对方志认识不多是个不争的现实，倘在新方志卷未附《前志志》，当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三、“详今亦不略古”论。邬氏说：“今日之政，或为昔所无，昔日之政，亦有为今日所废，无论废兴因革，均应详为记载，不厌求详”；“虽详于今亦不略于古，所以借鉴得失，非敢混淆视听”。邬氏此论，实在大有道理。当代编修首届新志，强调“详今略古”而对何为“古”却未有明确，致有些资料没在搜集（或没有入志）殊为可惜。举个例，民国初中期，广东实业界已有不少是集股办厂办店的，尤以广州饮食业最为突出且有资料记载，但我们的新志却没有具体记述，现在想从新志找些民国时集股办企业具体资料是找不到的，倘当初别太强调“略古”或明确上限之前才算“古”会较好些吧？
四、修志应图文并茂。邬氏说：“近世统计之学，摄影之术，日益发达，有价值之图片，层见叠出，至为可贵，自应广为搜集，……图文并重”；“凡于历史上在重要价值者……尽力搜求，制版编入，以垂永远”。邬氏又称图片为“无言之史”，谈及插图篇幅时，甚至说“或与文字相等”，此可见他重视志书的图文并茂。
庆时是光大堂廿五世嗣孙﹐中国近代著名方志传家。于教育及理财治学﹐发展良多。于其著述《穷忙小记》曰﹕“理财之道﹐苟或不当﹐其弊甚于司法。司法不当﹐仅一家哭耳﹐理财不当﹐则一路哭耳。”庆时学识渊博，著述甚多，亦整理邬氏家族著作十多种合册付印。又写成《邬氏本源录》族谱﹐保存甚多家族及地方贵重史料﹐今邬氏族谱亦多引用。广东中山图书馆及中山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庆时精于书法，从水手系船动作而领悟创出“菊梅兰竹”执笔法﹐亦为邬体书出神入化之处。庆时一生成就最突出者，乃对地方史志之研究及编纂。自1915年起﹐持续五十年修志﹐造艺颇深。1932年其主修之《宝安县志》当时评价颇高。1933年5月总纂《龙门县志》二十卷﹐历时两年之久。1934年又应邀接手总纂《高要县志》﹐历时十五年。同时﹐亦主修《中山县志》(1936)、《新兴县志》(1939)、《茂名县志》(1949)及《河源县志》等共八部县志。1918年2月﹐梁鼎芬主修《番禺县续志》﹐庆时任六位分纂之一﹐至1931年8月完成﹐历时十四年之久。庆时亦曾主编《广州年鉴》﹐评价甚高。庆时对方志学之理论创建独特﹐皆见于其著述《方志序例》(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此中既有继承，亦有创新，为后世编修史志起指导参考作用，下述试析其精句（所引原话皆见于《方志序例》）。“修志不在乎人多﹐不在乎钱多﹐不在乎时间多﹐关键在于组织和方法。”他主修之县志虽费时日﹐但质量上乘﹐所以﹐又有 “修志贵实不贵速”
名言。从主修宝安县志起﹐即试行不用多人﹐少支薪金﹐发动群众搜集资料﹐模索低成本高效益之修志方法﹐成效显著。其序言又曰“现在困难方殷﹐警报不断﹐重修方志﹐似属不急之务。但战争愈烈﹐保存文献之心愈急﹐方志为各地文献之总汇﹐是不可不休。庆时有志卅年﹐至今尚未竟成。此所以日处危城之中﹐尤复高谈修志也。”其视修志为伟业﹐并愿奉献毕生心血﹐精神崇高可贵﹐为后人所景仰﹐亦为我族南村之光也﹐谨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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